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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宗风与北宋中后期曹洞宗的传承
2019年01月28日 16:03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作者:李熙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Sect,Sectarian custom and Inheritance of Cao-dong's Cla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作 者:李熙

  作者简介:李熙,四川省社会苹果彩票pk10院文学与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 成都 610071

  原发信息:《中华文化论坛》(成都)2017年第201710期

  内容提要:关于义青受法远之托继嗣警玄的故事主要受法远、义青一系说法的影响,并因北宋后期曹洞宗的复兴而得到进一步渲染和强调。从灯录、笔记等的记载来看,没有证据表明警玄无嗣或均先于警玄去世。而从法远与灯录编纂者的交往、与警玄弟子的交往、对当时丛林师承惯例的了解、为人和年龄、以曹洞宗脉付义青与警玄去世之间的时间距离等因素来看,他将更晚出现的传承危机改换到警玄的时代,虽不尽符合史实但却完全可能符合警玄关于传承危机的预见、忧虑和传承曹洞宗风的意图。从义青礼祖塔、阅大藏、兼传曹洞临济宗风、强调自己与曹洞宗祖师的关联、宣扬法远以“宗法”识人等行为来看,他也在有意识地证明其正宗传人的身份。尽管宗派、宗风对于曹洞宗的复兴不起关键作用,但对于确定义青一系的宗教身份却至关重要,尤其在曹洞宗复兴过程中丛林内外对义青颇多质疑的情况下。在此背景下,与曹洞宗渊源颇多的僧史家惠洪不仅通过皮履、直裰等信物证明义青以降曹洞宗是“正脉”,而且采取了证明其为正宗的其他途径:为其世系寻求更有道望的宗祖,为颇为兴盛的法成一系篡改信衣的传授对象,并通过伪托古人的《宝镜三昧》等证明曹洞宗风乃“正传”。

  关 键 词:曹洞宗/宗派/宗风/正宗传承/宗教身份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僧传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4BZW058)阶段性成果。

 

  关于宋代曹洞宗的传承,下列说法已为人熟知:警玄①无法嗣继承,乃委托法远代为物色,并将皮履、直裰、顶相交给他作为信物,又作传法偈以为证明,法远得义青,令后者继嗣警玄,义青以下高僧辈出,一度衰微的曹洞宗遂得以复兴。应该说,其中尚有不少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比如,警玄是否真的没有法嗣?警玄的委托出自何人之口?是否可信?义青继嗣警玄前后有哪些活动?与其继嗣警玄有无关联?义青受学于法远,其禅法是曹洞宗禅法吗?曹洞宗的复兴关涉到哪些因素?宗派、宗风等为思想史研究所关注的因素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北宋后期的僧传书写与之有何关系?提出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关涉到一段禅宗思想史的梳理,另一方面是希望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情境出发来看曹洞宗的这段传承故事,使之摆脱较为单一的面貌而具有更丰富的维度。其实古人已发觉曹洞宗这一传承故事存在一些问题,今人也有一些研究,笔者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考察。

  一、义青宗派传承故事的诸层面

  关于义青(1032-1083)的师承,最初只有一些零星的叙述。据《投子义青禅师语录》,义青住白云山海会禅院开堂时为警玄奉一瓣香,曰:“山僧向治平初,在浮山圆鉴禅师亲手传得,寄付其宗,颂委证明。慈旨云:‘代吾续大阳宗风。’山僧虽不识大阳禅师,凭浮山宗法识人以为续嗣,如此更不违浮山圆鉴禅师法命付嘱之恩。恭为郢州大阳山明安和尚,何故?父母、诸佛非亲,以法为亲。”[1]据此,警玄委托法远寻找法嗣之事,乃法远所说。这里没提到皮履、直裰,不过小参时有来僧提到警玄的偈颂“阳广山头草,凭君待价焞”,请义青垂示。义青殁后(1084),李冲元为其语录作序,值得注意的是他特别强调了警玄没有继承人的悲哀、托法远以警玄皮履和无缝布衫寻找法嗣的传说故事。再后来,《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六《舒州投子山义青禅师》称义青因外道问佛因缘而开悟,得法远印可,法远乃以警玄真像、直裰、皮履和谶偈“羊广山头草,凭若待价纯。异苗翻茂处,深密固灵根”授之,以继其宗,但《建中靖国续灯录》并未将义青列为警玄的唯一法嗣。道楷住芙蓉山时(约1108年之后)所编《投子义青禅师语录》又记义青因外道问佛因缘入道前后过程,以及法远授以顶相、皮履、布直裰、“洞下宗旨”、一十八般妙悟等内容。对义青师承的前后过程讲述最为秒速赛车的是其《行状》:

  时浮山圆鉴远禅师道价满天下,师径趋法席。值远退休会圣嵓,因梦获青色俊鹞,晓见师扣嵓礼谒,远笑云:“吾之梦,子应其祥矣。”遂留别嵓,看外道问佛因缘,专令寂默离念自照。师一味灭情见解,会向空劫已前。体究凡三载,未能自省。一日远曰:“汝记得话头,试请举看。”师纔举,远急以手掩师口,而师豁然大悟,通身汗流,寻即礼谢……自是远方痛下毒手烹炼,又经三年。远曰:“曹洞宗风实难绍举。吾参七十余员大善知识,无不投证。末后见郢州大阳明安禅师,凡数年方默契。而明安以皮履、直裰付嘱,然吾以先有得处,不敢味初心,以实告明安:‘若老师尊年无人继嗣,即某甲当持此衣信,专淘择大器以为劫外种艸,庶正宗密旨流化不绝。’明安忻然许之曰:‘它时得人,出吾偈以为证。’偈曰:‘阳广山头艸,凭君待价焞。异苗翻茂处,深密固灵根。’其末又批云:‘得法后潜众十年方可阐扬。’今子应先师密记,乃真法器也。吾今以大阳真像、衣信、谶偈付嘱于汝,汝当续大阳宗风。吾住世不久,宜善护持,无留此闲。”遂送登途。[2]

  据此,警玄以真像、皮履、直裰为信物付与法远,法远因自己已有师承,不敢应承,乃建议警玄若无继嗣,即由自己代为寻找法嗣,警玄赞同这种做法,乃作谶偈以为证明。义青应先师(警玄)密记,法远命他续警玄宗风。然而,这篇《行状》出现得很晚。《行状》下文说:“如道楷、报恩相继住随州大洪,而圣天子钦重道德,皆被诏唱道都城,宗风大振。然师之法子法孙星分棋布……谨以实状刊录后。异苗翻茂之句,如呼谷照镜,虚明绝朕。任运之应,不可得而名邈。”[3]《随州大洪山十方崇宁保寿禅院第一代住持恩禅师塔铭》记报恩于崇宁二年(1103)诏住东京法云禅寺,《禅林僧宝传》卷一七《天宁楷禅师》记道楷于崇宁三年(1104)诏住东京净因禅院。此(语)录乃净因禅院住持自觉所编,自觉于大观元年(1107)继道楷之后住净因,政和元年(1111)改住鹿门②。故《行状》的撰写不会早于大观元年(1107),距义青圆寂已逾二十年,此时曹洞宗已走出存亡绝续的险境,宗风大振,法嗣众多,警玄的谶偈也得到印证。在此背景下,《行状》出现了法远梦见青色俊鹞等前所未见的内容,强调了警玄无人继嗣、委托法远寻找法器授以正宗密旨等内容。

  这些说法与早期灯录所载不一致。李遵勖《天圣广灯录》卷二五“郢州大阳山警延明安禅师法嗣”下录清剖、归喜、审承、处仁等九人,归喜、审承分别被来僧称为“梁峤亲孙,大阳嫡子”、“大阳一曲师亲唱”[4],则警玄并非没有传人。《天圣广灯录》于景祐三年(1036)最后完成。李遵勖在书中自列为蕴聪禅师(蕴聪曾参警玄)法嗣,他与杨亿、楚圆等为法友,一向好慕禅悦,对当时禅林内部情况多有了解,所编《天圣广灯录》一书“迹其祖录,广彼宗风。采开士之迅机,集丛林之雅对”而成,经过了广泛搜集材料的过程[5]。据《宗门武库》,警玄迁寂后,门人撰塔铭称李遵勖曾施黄金白银,则李遵勖与警玄曾有交往,并且这种交往绝非泛泛之交。《天圣广灯录》本就注意记录宗门传承,李遵勖与警玄又有交往,书中所记警玄的法嗣情况当有所据。另据《罗湖野录》卷下,李遵勖曾作二句颂寄朱正辞,朱示与许式,相与联成四句,又命法远和之,李遵勖再自和,则法远与李遵勖等官僚士大夫也有来往。警玄圆寂于天圣五年(1027),此时《天圣广灯录》尚未编成。但据《云卧纪谈》卷上,天圣年间许式漕淮南,命法远出世太平兴国寺,治平丁未(1067)法远方去世,此时《天圣广灯录》已编成三十余年,而据《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三○《上皇帝书》,《天圣广灯录》勅随大藏,传布天下,因此法远生前不大可能对该书一无所知。

  那么,为何法远宣称警玄托付其宗?是否是因为警玄的这些弟子先于警玄去世,从而导致警玄无人继嗣呢?的确,警玄遭遇了弟子早逝的不幸,惠洪称:“余观大阳盛时,有承(审承)、剖(清剖)两衲子号称奇杰,卒至于不振,惜哉!”[6]后来《丛林盛事》卷上又说清剖不起,警玄遂以直裰和传法偈付法远,法远后接义青,起洞上一宗。另据克勤《碧岩录》卷一,兴阳剖(清剖)侍者曾答远录公(法远)问。既称兴阳剖侍者,则法远当是参清剖于大阳山,是时清剖尚未出世;既曾参请,法远当不至于在清剖在世的情况下说警玄没有法嗣,因此似乎合理的解释就是清剖的确早逝。但是,是否《天圣广灯录》所载警玄其他七位弟子都先于警玄去世,这一点却无法得到证明。《宗门武库》载警玄法席下颇有学人,圆寂后门人撰有塔铭,而禅师塔铭往往会记载其法嗣情况,法远时在警玄门下,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同列。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禅宗的发展,同一禅师门下参学僧越来越多,而同一位参学僧也可能得到不止一位禅师的印可,于是丛林出现了一种新的做法,即不是老师宣布法嗣,而是弟子得法或出世后自己宣布师承,因此警玄的这些门人也可能自称为警玄的法嗣。再从《天圣广灯录》所收僧侣来看,好些人在该书编成后尚在世(多为临济宗僧)[7],这也可从侧面质疑书中所载警玄法嗣均已辞世的猜测。又《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六列警玄法嗣十人,除了处仁外,其他法嗣并未出现在《天圣广灯录》中,则李遵勖编纂《天圣广灯录》时不知其是否出世。该书中警玄法嗣有郢州大阳山祈禅师,当是继警玄圆寂之后住持大阳,虽然祈禅师出世时才会公开宣布他是警玄的法嗣,但警玄生前当有所认可。其实如前所述,《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六《舒州投子义青禅师》并未说警玄没有其他法嗣。其后《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五灯会元》也有类似说法,《嘉泰普灯录》录警玄法嗣六人,除了见于《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者之外,又有惠州罗浮(显)如禅师,编纂者称“已上宗师法嗣,余见《续灯》,其后数世如之”[8],都可证明警玄的法嗣不少。金代曹洞宗僧行秀称:“嗣大阳明安凡一十五人,皆先下世,后因浮山圆鉴得投子青和尚。阳(清剖)乃十五之一,青公之兄也。”[9]认为包括清剖在内十五位弟子都先于警玄去世,其说无据。

  但是,问题或许还并非如此简单。好些研究者都注意到,警玄并非没有法嗣,只不过警玄认为这些法嗣难当大任,故求法远代寻继承人[10]。这类看法有合理之处,即警玄虽有弟子,但他看到了整个曹洞宗早已呈现的颓势,他也完全可能根据自己现有弟子的情况在传承危机尚未到来之前就预见到未来的危机,希望找到能荷担宗门重任的继承人,故于法远有所托付。在这种肯定法远超时空工作的说法之外,我们还需进一步考察法远令义青继嗣警玄前后面临的多方面情况。契嵩嘉祐辛丑(1061)所进《传法正宗记》中,数次明确提到或引用《天圣广灯录》,当知书中载有警玄法嗣;契嵩又称缘观禅师下法嗣有警玄,而警玄下未列法嗣,但称“曹洞者仅存”,可以肯定曹洞宗已接近断绝,但这是警玄圆寂(1027)后三十多年间出现的情况,即便如此也不像沩仰宗那样“已熄”[11]。义青治平初(约1064)见法远,距警玄去世已三十多年,距《天圣广灯录》编成(1036)近三十年,义青那些从未谋面的师兄或许已经圆寂,即便尚未去世,他们大多也名望有限,法嗣不详,宗风不振,(《投子义青禅师语录》也丝毫没有提及他们,仿佛根本不存在)。方彼时,曾与李遵勖同参警玄的法远已谢事住持之职,退居浮山会圣岩,年过七十的他预感到自己的人生已步入暮年。从各方面来看,义青受法远所托续大阳宗风正当其时,甚至可以说是迫在眉睫,那么法远是否会为完成警玄的夙愿而刻意培养义青继承曹洞宗?更值得注意的是《建中靖国续灯录》卷四《舒州浮山圆鉴禅师》还记载说,法远为人“黠慧”,又早年曾得到多位高僧印可,为究竟嗣法善昭还是归省而犹豫不决,不想辜负任何一人,最终根据“成山假就于始篑,修途托至于初步”而嗣法归省,可见他采取的就是当时通行的弟子自己宣布师承的做法,那么他在《天圣广灯录》等明载警玄诸多法嗣的情况下硬说警玄后继无人,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这丝毫不意味着法远为人卑鄙:《建中靖国续灯录》说他德望远驰,《禅林宝训》卷一说他非常注重道德仁义,认为身不正则不能学道。因此,法远这样的假话当有其特殊因由:强调警玄务必要传承曹洞宗风的目的,而故意忽视警玄的其他法嗣和丛林的通行做法。第二,更值得注意的是义青入道因缘故事本身出现的情境。据《东山拾遗》,法远告诉法演,他受托付与义青大阳宗旨,似乎法远确曾讲述这一前所未闻的宗门秘传③。又据道楷及其弟子自觉重编的两种义青语录[12],义青出世时讲出了法远托付大阳宗风之说。另外,李冲元、杨杰也有类似说法。但是,道楷、自觉、李冲元、杨杰等都未见过警玄。要之,警玄托法远续宗风的传说代表的是法远和义青一系的说法,到义青弟子辈已为世熟知,而义青《行状》则明确昭示义青所传为“正宗秘旨”,是在曹洞宗日益兴盛、“异苗飜茂”得到应验的背景下为义青独得“正宗”证明。第三,据早期禅宗文献记载,是祖师自己寻找法嗣以付嘱,尤其是到神会那里,凭借袈裟为信和以心印心的一脉单传模式将慧能立为第六代正宗传人,藉此排除掉得法于祖师、得到皇家承认但却没有袈裟和传授付嘱的北宗禅师(如神秀)。神会还将传法袈裟与迦叶持如来金襕袈裟转授弥勒佛相提并论,暗示持有传法袈裟者的成佛资格;他又假借神秀之口说传法袈裟在慧能那里,声称神秀的弟子普寂派同学到韶州偷传法袈裟[13],这是依靠对手来反证传法袈裟的权威性,同时也“揭露”了对手卑劣的人格。而义青《行状》所谓警玄无人继嗣,法远持“衣信”淘择大器,以偈为证,转授义青,“庶正宗密旨流化不绝”,这与包括法远在内宋代禅僧自己宣布师承的习惯性做法不同,效仿的正是早期禅宗强调一脉单传的做法;就像慧能一样,义青被付与此信物,意味着他从此进入了佛法正宗传承系列,从而排除掉警玄的其他已故弟子。就此而言,我们不应再维持法远作为高僧一心办道传法的单纯形象,而应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看到他为了实现传付快要断绝的曹洞宗风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种种举动④,尤其要看到法远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可称之为“时代置换”⑤的做法,即将曹洞宗更晚出现的危机改换到警玄的时代,从而更好地借警玄之名来为他托付义青继承曹洞宗正名,这没有完全遵循历史事实,却完全可能符合警玄关于曹洞宗传承危机的预见、忧虑和传承曹洞宗风的意愿。

  接下来,笔者同样建议,应抛弃该传承故事中义青仅仅作为曹洞宗脉的传承者的看法,而应分析他有意识地寻求其传承的正宗性的行为。辞别法远前,义青写了一首《辞浮山和尚》,提到了作为佛教世界中心的须弥峰,又有“少林风起丛,曹溪洞帘卷”[14]之语,达摩、慧能成为其意向所指。离开法远后,“师广历诸方,遍礼祖塔”[15]。考虑到祖塔遍布南北、相去甚远,以及宋代南方道路缺乏维护、糟糕天气影响行路等情况[16],义青的朝圣热情无疑需要极为坚定的意志力来支撑。而在这样遍及南北的朝圣之旅中,义青分别写了诗偈《拟少林惶古依法灯韵》、《礼三祖鉴智禅师塔》、《礼四祖大医禅师塔》、《礼五祖大满禅师塔》,尤其是最后一首提到“法传四祖印,衣付岭南舂”[17],证明他熟悉禅宗祖师以法衣为信、一脉单传的“传统”。此外,其《云居弘觉禅师塔》也提到曹洞宗开山良价接续惟俨、昙晟;未谋面的师祖缘观、师父警玄和法远,他都撰有真赞。鉴于之前义青受法远付嘱,这样做非同寻常:它同样清楚地表明了义青自己的宗教身份。

  遍礼祖塔后,义青“至庐山慧日周阅藏教”[18]。庐山不仅是中古以来有名的佛教中心,也是有名的藏书、读书中心[19]。特别重要的是,11世纪时诸多佛教寺院都建立经藏,在义青活动的庐山等江南地区经藏尤其常见,而这一过程往往涉及到经藏的刊刻或抄写[20]。有的研究者认为,北宋时印刷术的运用导致书籍传播越来越迅速,越来越易见,从而与思想、学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关联[21]。尽管这种说法未免乐观,因为宋人(如苏轼、惠洪、朱熹等)多曾指出刊刻的盛行不仅没有促进书籍阅读,反而导致束书不观或读书苟简,倒是抄本有助于熟读⑥,但从义青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抄本还是刻本,的确都可能对他的思想产生影响:他最初是义学僧,因以《华严经》为业而人称“青华严”,参禅期间广历诸方,对宗门传承情况也必有了解,他到庐山读大藏也有广泛阅读的意思。史料也表明,《天圣广灯录》成书后不久就被《景祐新修法宝录》著录,又勅随大藏,传布天下[22],如义青的前辈、云门宗僧契嵩在其著述中就用到《天圣广灯录》;日僧成寻来华时(1073)宋朝官方赐其成立于天圣五年(1027)《天圣释教总录》之后的“新经”,其中也包括《天圣广灯录》[23]。因此,合理的推断就是,义青早就听闻甚至看到过《天圣广灯录》一书,尤其是庐山慧日寺大藏中可能就有《天圣广灯录》,而义青既然是“周阅藏教”,那么很可能会看到该书⑦。义青受托续大阳宗风,又清楚祖师传承以法衣为信,有礼祖塔这样的朝圣举动,如果他看到《天圣广灯录》,他势必会注意其中所载警玄的法嗣名单,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义青曾应法远之命到法秀禅师门下参学,法秀问他曾见何人,他只回答说是法远,这时似乎还没有特别强调自己是警玄的法嗣。但当熙宁六年(1073)于白云山海会禅院出世开堂、按照丛林规矩须公开宣布自己的身份时,义青就明确宣称自己是有着正宗传承的禅师。他接下来又自称:“凭浮山宗法识人,以为续嗣……少室九年,黄梅夜渡。”[24]这是借助世俗通行的无子者可以养子过继其家的宗法原则,以此证明义青身份的合法及其与警玄和更早的祖师同一宗族成员般的紧密关系⑧。既然清楚这一传承的宗法意味,又提到受弘忍衣法而半夜渡江离去的慧能,那么义青是否可能意识到警玄本有弟子?无论如何,他宣布自己才是嫡子,就像慧能之于神秀一样。在另一次说法中,他又说:“所以道,古佛路外,千圣不游。诸祖传芳,袈裟立信。自曹溪之后,派散枝分。师承各就于一宗,传换共扬于斯事。”[25]可见他非常清楚袈裟作为传法信物的重要性。

  因此,从发生机缘来看,正是因面临曹洞宗的传承危机和自身身份等多方面的问题,义青后来特别宣扬警玄托法远寻找法嗣、由自己代法远续其宗风的故事,其弟子和周围的士大夫也加入到宣传的行列,并效仿弘忍以衣法传慧能的故事,强调信物皮履、直裰和偈颂等的证明,“庶正宗密旨流化不绝”。这一宗门秘传是排他性的,警玄那些死去的或默默无闻的弟子都被排除在外。这并非说义青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等人伪造了这一宗门秘传,而是说他们特别宣扬了法远的这一说法,实际上如前所论法远并不完全是警玄及其时代忠实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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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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