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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谢勇 吴大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及其理念转向研究
2019年01月30日 09:14 来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作者:谢勇 吴大华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治理;治理模式

内容摘要:从总体上看,实现了社会治理的主体由“政府单一管制”到“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共治”,理念由“强力管控”到“精准治理”,方式由“硬性压制”到“软法治理”,目的由满足人民群众生存发展需求到更加注重民众生存权、自由权、发展权。二)政府刚性单一的治理逻辑带来了社会日趋紧张的困境在政府全面主导管控与社会力量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背景下,这种过于关注国家社会集体利益,无法满足多样化民众需求的治理模式,导致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性与公民利益需求多元化矛盾日益紧张,社会资源流动性不足。三、多元协商共治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治理模式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互动脉搏,更加承认和尊重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地位,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治理;治理模式

作者简介: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治理模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而发生了变迁。从总体上看,实现了社会治理的主体由“政府单一管制”到“政府、社会、市场多元共治”,理念由“强力管控”到“精准治理”,方式由“硬性压制”到“软法治理”,目的由满足人民群众生存发展需求到更加注重民众生存权、自由权、发展权,性质由强制灌输型到柔和协商共治型的转变。

  一、“后全能主义时代”下的包揽统管模式:1978年至1991年

  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即1978年至1991年,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成为政治努力的方向,政治统领力量有所削弱,但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没有根本改变,国家治理中仍带有一些政府全能的色彩,有学者把此阶段称之为“后全能主义时代”。

  (一)在中国特有的土壤下孕育的包揽管控模式

  1978年,我国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历史征程,开始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国家试图以放权让利的方式,充分推进基层自治,激活、培育、释放社会经济各主体要素动能,削弱政治力量对国家经济社会全方面的强势控制,中国公民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不断成长。政府力图通过大力整合社会市场各要素,垄断全部重要资源,减少市场竞争带来的碰撞摩擦,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实现“社会一致性”,形成了“后全能主义时代”包揽统管社会治理模式。

  (二)政府刚性单一的治理逻辑带来了社会日趋紧张的困境

  在政府全面主导管控与社会力量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背景下,这种过于关注国家社会集体利益,无法满足多样化民众需求的治理模式,导致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性与公民利益需求多元化矛盾日益紧张,社会资源流动性不足,社会日趋封闭僵化。

  (三)“后全能主义时代”治理模式导致的“道德泛法律化”特征突出

  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秩序管控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法律被当作巩固政权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武器。但正是由于强制管控所带来的对规则秩序的崇拜,易导致在当时法律制度不健全背景下的“道德泛法律化”,即过多强调公民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对他人应承担的义务责任等限制性约束,惩治性的法律条款较多,极大压缩了公民的权利自由。

  二、以服务经济建设为导向的政治动员模式:1992年至2011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工作目标。中国社会由此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期和社会结构快速转型期。

  (一)以经济为中心促使执政合法性资源不断补充

  为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政府一改过去强硬的单一管控模式,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条文、规章条例和社会政策,对国家社会各主体资源要素进行调控规范,不断优化国家社会各结构主体功能,更加合理调配社会资源,更柔和地调合社会利益关系,营造理性、宽让、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

  (二)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逻辑指向清晰

  依法治国就是将法治作为立国根基,坚决反对人治和专制,坚持和大力推崇规则秩序。在整个国家权力架构中,司法逐步脱离政治控制,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司法独立性不断糅合,司法开始走向客观中立,实体规则和程序正义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极大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

  (三)运动式治理模式带来的弊端日益凸显

  运动式治理主要依靠政治带动、刚性命令,分解各项任务指标,督促落实各项行政部署,并通过设置各项量化绩效考核以及自上而下压力型政治推动,以激发政府官员干事的积极性、主动性,完成任务的好坏作为干部进退留转的重要依据,促进社会秩序稳控。这种方式不仅使政府承担着不断递增的社会政治成本,而且带来的政治动员活动仪式化倾向明显,容易片面化、形式化。

  三、多元协商共治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治理模式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互动脉搏,更加承认和尊重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地位,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积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一)精准地找到了政府与市场互动发力的平衡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摆脱“线性增长回归模型”思路,注重充分发挥市场自由分配和政府有效干预的双重作用,着力打造“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积极探索社会治理范式转换。

  (二)促进了社会治理结构优化

  社会组织作为与传统治理力量并行的“异质性事物”,政府在对其主体地位的承认以及合法合规的引导,鼓励社会组织进行自我革新和方式创新,共同参与进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护和契约达成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发动了政府、社会、市场三方力量,有力促成了从追求政府高效管理向社会治理结构深层变革转变,极大减轻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压力,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政府权力本位逐步让渡于社会权利本位,实现从政治动员走向政治参与,催生了“权利型社会”深入发展。

  (三)更加强化良法善治

  在中国,不论是对传统治理主体的政府而言,还是对日益兴起的公民社会和个人而言,在法治轨道内审慎运用社会公权力和个人私权力,遵循法治背景下的“游戏规则”,才可使国家各种治理关系得以长久的维系和发展。此外,现代化治理还强调法律的良善。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不断地巩固发展,社会结构不断地转化融合,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社会治理的理念、主体、方式、目的、性质及来源等变化情况,国家社会治理模式历经了不同的阶段,其变迁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性特征。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贵州社会苹果彩票pk10院。《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中国社会苹果彩票pk10网 阮益嫘/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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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谢勇 吴大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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